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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在别处

转自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209777.html]

有时候觉得,在布拉格做一个外来人,是挺好的境界。

外来人的意思是短暂的过客,或者即便生活在此地,有着和本地人一样具体的喜乐、苦恼,和拉杂琐事,但是,和这个城市的关系,仍然不是从生下来之前就具有的,所以,仍然比本地人去除了太过亲近的繁冗,而多了一些简单和单纯,这样,大脑里就打扫出更多空间,让一些幻想的幽灵乘虚而入……

image罩在黑色西装里那个中年人,身材颀长,有一张英俊的脸,神色若即若离,带着迷人的忧郁气质,他并不留连于脚步两旁熟悉的街景,而好像为什么事情纠结着,默默走远。

人们常说卡夫卡有着复杂的背景,似乎在捷克布拉格生活、用德语写作、犹太民族,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是个难得的组合,其实,当捷克人的生活空间里容纳了犹太移民,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完全忽视捷克语言,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但当生活圈子从奥匈帝国缩小到布拉格的范围,官方的德语的确是外来的,犹太民族也真的属于非主流的异类,这样一来,卡夫卡和我们的相似就发生了: 他的综合背景,并没有让他忠于其中的某一个身份,而是令他可以像个“外来人”一般,随时跳出自己,对待自己哪怕没有过大起大落的狭窄生活体验,像对待标本那样解剖、审视,顽强地毫无保留地达到至真至纯的境界,于是,竟然到达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揭开了人们最普遍的情感和精神。

这种外来人的境界,也出现在米兰·昆德拉的别处生活,当昆德拉走到从地球仪上无奈选定的法国,才远远回望故乡,或许一千公里的距离带给他的是一杆秤,可以用来权衡生命的重与轻。但捷克人不仅不认同萨宾娜的独立与清醒,也无视托马斯、特雷莎的回归,更不愿意原谅昆德拉的出走。他把布拉格的春天和爱情展示给世界,却也只能把生长于小国看成优势,去做“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人’”。

克里玛、赫拉巴尔和哈维尔就不同了,他们被捷克人称道,因为始终没有缺席。

有人把伊凡·克里玛、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和米兰·昆德拉,称为捷克文学三剑客,还有人把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称为捷克文坛三驾车;更有人这样说,昆德拉像一把利刀,利刃刺向形而上,克里玛像一把沙子,将一碰碎砂撒到了诗人笔下甜腻腻的生活蛋糕上,让人不知如何是好。赫拉巴尔则像一块石头,用石头砸穿卑微粗糙的人性。

克里玛在几十年间就亲身经历了两场极权统治,第一次在童年,被剥夺了三年多自由、正常的生活,从10岁长到14岁,第二次从青年到中年,被禁止被地下,正值创作旺季20载。童年从集中营归来的侥幸存活,带给他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失去,而是对“恐惧失去”的免疫力,于是,1968年,当苏军坦克碾碎捷克人梦想的时候,克利玛不仅没有逃离,反而在结束对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之后,全家归来,因为他的写作不是追述历史,所以“在外国就像割掉了翅膀。”我们坐在布拉格4区那座树林边小楼的书房里,听着这个拒绝自我放逐的故事,年近八旬但看起来丝毫没有老态的老人,轻描淡写娓娓道来,不像一场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只是一段自然而然的发生。从《我快乐的早晨》的散漫与灰色,到《布拉格精神》的冷峻和深刻,那种能戳到人心里去的一针见血,不由得让我总会想起克里玛那一头乱蓬蓬似乎从来不肯被梳理的灰白色头发,还有那并不摄人却令人感到没有谎言可以在他面前被掩盖的目光。

说到捷克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的捷克人朋友脱口就把赫拉巴尔说出来,然后有点迟疑地收回去,诗人塞弗尔特才是真正的得主,在1984年他无法出席的颁奖式上,人们这样评价,“很多人认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是捷克斯洛伐克诗人的化身,他代表着自由、热情和创造力,并且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文化和传统。”那本桃红封皮的中文书,塞弗尔特的脸若隐若现,边上“世界美如斯”五个字闪着银色的亮光,书页里静默的怀想,让人感到恬静。

而捷克人会脱口说出赫拉巴尔的缘故,是因为赫拉巴尔实在太本土太亲近,从来没有离开过《底层的珍珠》和《巴比代尔》们的生活。

我们住的地方,其实一直都离赫拉巴尔很近,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曾经在电车上遇到过这位刚从金虎啤酒馆聚会归来的老人,只可惜,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老人作古几年后。我们和赫拉巴尔晚年的朋友聚会过,他写了一本《你读过赫拉巴尔么?》的书,我们也和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辑一起,悄悄地去看过赫拉巴尔布拉格最后的家,和他钟爱的林中小屋,那是一条幽径小路的拐角处,透过有些锈迹的绿色铁栅栏门,能看到里面长了多年的松树,和一些低矮的灌木,午后的斜阳透过树影,在嫩绿的草地上投下了细碎的光,那幢白色的二层平顶房子,被拾掇得干干净净,几乎还是十几年前的样子,平台上那间小小的阳光房,是赫拉巴尔自己搭建的,曾有很多时间,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默想《过于喧嚣的孤独》。不由得扬起敲门的手,又放下来,我们最终决定,还是不要去打扰如今住在这里的陌生人。

了解西方文艺的人,都在哈维尔当总统之前就知道他是个不错的剧作家。他的本位就是一个从文艺青年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但后来领导了“天鹅绒革命”当了总统;他位居总统,生活却个性且平民化;他从监狱走向城堡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不仅是前政府的异见人士,甚至做总统的时候,也是当时政府的异见人士。不管什么时代、什么身份,哈维尔都一直遵从自己的思考,没有被标签过度左右,没有变成一个位置一种符号,而失去真实的属性;他一直很单纯,当然,单纯不是幼稚,只是他身上一直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本能,“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它们的谎言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注定是个失败者……然而,在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尽管遭到不断的失败,他仍然是个没有失败的人。”

走到布拉格城堡,人们都会记起这个身体虚弱的剧作家,曾经在这里当过10年总统,又回归写作,但城堡最踊跃“贩卖”的,却是在黄金小巷妹妹家只借住过一段时光的卡夫卡。

布拉格实在离不开卡夫卡的光环,卡夫卡也离不开布拉格的滋养,但是,我仍然觉得夸大城堡是个误会,他真的没有在住过的城堡里面写《城堡》,反而在狭窄小巷22号写下的是遥远的《中国长城建造时》,要追寻卡夫卡,应该去老城,因为在那里,想找出不曾有过他足迹的角落,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们现在把老城广场当作布拉格拿得出手的游览区,如果卡夫卡知道该会怎么想?他会不会悠然地俯视着如今被现代化吞噬的人潮,从世界各地跑到他成长的“大院”观光,然后现出少有的轻松笑容?广场西北角,有座尼古拉斯教堂,教堂隔壁那幢房子里,在1883年诞生了一个英俊的男孩,那幢房子现在有一间很小的展室,还有一家名叫卡夫卡的咖啡厅,楼角上镶着一尊铜像,门前的小片空地,和老城广场相接,叫作弗兰茨卡夫卡广场。接下来,他们搬家了,新家的距离,只有几步之遥,就在老城广场西南的小广场,一幢现在漆成蓝色的楼房。卡夫卡5岁的时候,这个家庭从老城广场西侧跨越到东边,在那条叫做采莱特纳街道的2号和3号都住过,其实2号和3号,就在那条街的街口,几乎可以说就在广场的一角,他们家搬来搬去,似乎是围绕广场绕了大半圈。这些年间,卡夫卡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学校和家的距离,都在步行范围,甚至就是隔壁。

和卡夫卡家不远,同一年的2个多月之前,诞生了另一个男孩,这两个同龄的布拉格人,一个放荡不羁实践着随性的生活,整天泡在啤酒馆里,似乎任何小人物都可以闯进他的空间;另一个热爱游泳、热爱园艺和农艺,热爱健康,除了夜间写作,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内向的性格却妨碍他和同事打成一片;一个是捷克族,用捷克语写作;一个是犹太人,用德语写作;一个甚至参加了战争,而在战争中的观察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一个任凭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坚毅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两个人都因为身体原因过早离世,一个活了39岁,一个不到41岁,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只差一年半,两个人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叫马克思·布洛德的作家,是卡夫卡生前最好的朋友,整理出版了他曾想销毁的作品,也评价推荐过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本来就形成绝妙互补文学风格的两位,冥冥中呼应的命运,通过另一个文学家又发生了一种亲近的关联。

记得大学的中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过一个巨大的“真”字,当我们大脑里的空白地方,被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审判》,被哈谢克,被米兰·昆德拉的《玩笑》,被赫拉巴尔,被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利》、《政治与良心》,、被克里玛、被塞弗尔特填补的时候,才把当初的“真”字又咀嚼了一遍,当一个作家不受任何意识形态,主流思潮的影响,完全真实、独立地追求个人思想的时候,他的文学价值就产生了。

布拉格从1991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的作家节,人们说,这个城市是作家节活动的天然优选所在。



注:本文为最近为国内杂志的捷克专题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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